昌平创客故事:期待孩子像“毛毛虫”一样成长

张冬说话总是像哄小孩子一样,有点播音腔,慢慢悠悠,不急不缓,他是孩子口中的“冬瓜叔叔”,他和九位“毛毛虫老师”一起,呵护着中国的孩子们,期待他们像毛毛虫一样,慢慢吃、慢慢睡,自己成长,最后破茧成蝶,活出自己的美丽人生。

毛毛虫童书出版的书籍八成以上都是国风的绘本,水墨画、剪纸、民间画是创作的样本,讲的也是中国故事,张冬说:“我们是中国人,要让孩子看看‘中国书’。”

让老外也看看我们中国人做的书

张冬回想起有次跟外国出版社交流业务,问到海外出版同仁能不能出版些中国的童书,而外商却说从来不买国外的儿童读物。这虽然可能只是个例,却狠狠的刺激了张冬:“谈不上生气,就是内心很悲哀。如果咱的作品好,人家怎么会不买呢?”

客观的差距的确存在,“国外发达国家童书出版领先国内三十年”,在把握儿童心理和作家团队层面上,国外的领先优势尤为突出。在张冬看来,“出版繁荣不能只靠引进版权。本土原创的真正发展,只有一代人看着好的童书长大,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才能走到孩子心里去”。

而毛毛虫现在要做的,就是“守住图书出版公司的本分,做好书,做出来给老外看看”。他希冀着,毛毛虫童书的工作未来不仅能够影响出版同行,还能让中国童书出版业得到提升,让中国人在儿童读物方面更加有文化自信。

冬瓜叔叔定期给孩子们讲故事

张冬把教育孩子看作是一门艺术,“就像鸡蛋从内打破诞生的是小鸡,是生命,而从外打破结果就只是一个摊鸡蛋”,教育孩子应该是一个唤醒的“从内打破”的工作,“在适当的时候纠正”,不管不顾放羊散养或高压管理矫枉过正都不是好的教育方式。

在毛毛虫识字课上,老师带着七八个小孩,摒弃传统的指读式教学,通过“画”一个字、用身体摆一个字等形式,让孩子们在玩耍的过程中学习,既学习了知识,又获得了玩耍的乐趣。

张冬有个绰号叫做“冬瓜叔叔”,是孩子们给他取的,毛毛虫虽然做的是出版的事,但张冬始终认为毛毛虫是带着教育性质的。做教育就是要接触孩子,于是他在腾讯众创空间里定期给孩子们讲故事,有一次自我介绍,他说我叫张冬,孩子们没反应;又接着说冬是冬天的冬,孩子们还是不解,最后说冬瓜的冬,孩子们都叫起来,“冬瓜叔叔”,张冬就默许了这个孩子们给的爱称,他还把微信昵称也改成了“冬瓜叔”。

在讲故事的时候,张冬也不是字正腔圆的念稿子,而是寓教于乐,带着孩子们玩,他拒绝给孩子们机械的说教,而是融入到孩子中去,生怕惊扰了他们的成长,就像张冬说的,“希望孩子像毛毛虫一样,慢慢吃、慢慢睡、自己成长、最后绽放,活出自己的美丽人生”。

做的书要敢拿给自己孩子看

在张冬看来毛毛虫做的是触及孩子灵魂的工作,传递的三观正不正确会影响孩子一辈子,他做书有一条信条,“我做的书我要敢拿给自己的孩子看,如果做不到我坚决不卖”。这样信念支持下,毛毛虫的书口碑很好,十个人的公司产出的产品不多,只有三四十个品种,但他始终坚持不做“垃圾书”。

毛毛虫童书出版的图书《听,小蜗牛艾玛》配套儿童音乐会是中国第一部进入到国家大剧院的儿童绘本音乐会,而且被CCTV报道。

利用象形字文来讲故事绘本的《三十六个字》让孩子在轻松的阅读中就了解了汉字起源的秘密,张冬告诉北青社区报记者:“这本书目前已销售几十万册,多次被各地区教委指定为小学生阅读书籍,屡获国内图书荣誉”。

毛毛虫出版的童书有一个特点,就是故事的三观正,“我们出版工作者要做文化和文明的传承者”,张冬向北青社区报记者表示:“中国历史悠久,博大精深,文化和文明中积极正向的世界观、人生观必须传递给孩子。比如仁义礼智信、兼爱非攻,大学之道在于止于至善,这些都很值得发扬”,但是文化中也有一些糟粕,出版工作者的责任在于学会取舍分辨。

以毛毛虫出版的《中国传统节日故事系列》中对于七夕节的改编来举例,很多民间流传的故事中牛郎偷了织女的衣服留下了织女,而偷窃显然不值得提倡,于是毛毛虫出的书就将故事改为:牛郎吹笛子的才华吸引到了织女,张冬表示,“童书最终是要给小孩子看的,三观不好的坚决不行”,即使面对一些反对改编传统民间故事的声音,张冬也不在意,“好的东西要流传,糟粕必须去掉”。

“给孩子作书这件事我能做一辈子”

童年时张冬喜欢听广播里孙敬修老爷子讲的故事,总是学着老爷子的腔调说话,在课堂上喜欢举手读课文练习普通话,还当了语文课代表,这个来自东北的爷们说话没有一丝东北味儿,或许是曾向往播音员的缘故。

阴差阳错的是,张冬在大学进修的却是新闻学,毕业后做过四年的新闻记者,2000年时在某国家级报社工作,每个月有近八千元的工资,但有一天他问自己“十年后你还愿意做这份工作吗?”答案是否定的,于是他选择了自己喜爱的童书出版。

“我喜欢做童书,给孩子作书这件事我能做一辈子”,张冬这样向北青社区报记者说明了自己的心路历程:2009年公司成立,张冬当时只是一个编辑,后来创始人纷纷退场,但张冬却留了下来,直到2014年接手公司。

从报社离职之后,别的不说,工资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二,工作也并不轻松,他却引以为乐,如今他笑着谈起那段日子,说道,“吃苦不怕,所受的苦难会成为人生的积累”。

对于这份工作,他没有一丝厌烦,“做出版、给孩子讲故事,让我加班都是感到快乐的,我可以干到‘死’”。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四十多岁的张冬早已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、想做什么、想去哪里。

文并摄/北青社区报记者 李睿阳

实习记者 张国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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